顾诵芬带领的团队诞生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顾诵芬淳朴的话语中不无谦虚。对于年轻人，他充满了期待。“我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2020年，当鲐背之年的顾诵芬再次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时候，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去看一看，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在顾诵芬的心里有国家、有航空、有飞机、有研究所、有团队、有老同事、有老朋友，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讲起来都是设计制造飞机的时候如何的艰苦，哪位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话飞机就飞不起来，可是他自己的功绩总是一笔带过、不愿多提。提到大家的生活，哪位同志受了委屈，哪位同志应该受到照顾，谁的日子过得很苦，他都说的清清楚楚，但是问到他自己受的苦时，却总是云淡风轻。
顾诵芬说：“这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主席的教导。”这些话不是喊口号，不是说空话，这是他内心最真的话。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他用过去投身航空几十年的时光告诉我们，航空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930年2月4日，顾诵芬在苏州出生。他的父亲顾廷龙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
在他5岁的时候，父亲顾廷龙应邀去燕京大学任职，全家迁居到北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
那时候日本飞机列队地往西飞，炸弹爆炸不仅是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顾诵芬不知所措，因为没有防空知识，所以只能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
幸好遇到刚从德国回来的邻居，他在德国经过了防空训练，就立刻喊“别往外跑，赶紧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
还有一次，炸弹的声音直接把顾诵芬炸醒了。
经历过这样的日子后，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
就这样，小小的报国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10岁那年，堂叔叔送给顾诵芬一架橡筋动力的杆身航空模型小飞机，但是这个飞机不是很结实，飞几次就坏了。
当时父亲顾廷龙看到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着他去上海一家由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
当时店主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筋动力的航模，从柜台上起飞，即便撞到天花板下来还能继续飞，顾诵芬看到后特别喜欢，顾廷龙就咬咬牙花重金给儿子买了一架。
回家以后亲戚们都议论，说父亲对顾诵芬太惯了。但从此以后，顾诵芬就没有离开过飞机模型。天好的时候，就在外面飞，下雨就在屋子里飞。飞机坏了他就自己动手修，后来变成了自己动手做，顾诵芬的空闲时间全都扑在了航模的上面。
顾诵芬说：“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把事情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了有航空专业的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并且全部录取了。
当时，顾诵芬17岁的哥哥因为得了伤寒去世，家里就剩下顾诵芬一个孩子。所以他的母亲不希望他离家太远，他最终选择留在上海，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
大学毕业后，正好赶上抗美援朝，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所有交大航空系毕业生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
虽然母亲十分不舍，但还是把顾诵芬送上了北上的火车。
“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个机会。”
由于大儿子去世，小儿子也离他远去，顾诵芬的母亲得了精神抑郁症。
1967年，顾诵芬的母亲不幸离世。当他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火化。
没有看到母亲最后一面，这让顾诵芬愧疚一生，每次一提到母亲，顾诵芬都会伤感的说：
“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1956年8月，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接到的首项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临界马赫数0.8，定名“歼教-1”。
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但在大学里，顾诵芬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为解决机身两侧进气的难题，他要从头学起。
“当时也没复印机，我就买描图纸、三角板、曲线板，把有关的图都描下来。花了一个星期，把这篇文章基本上看明白了。”
为解决设备匮乏问题，设计室的同志想出了不少“土办法”，“晚上去医院捡废针头，把它们焊接到铜管上，当作实验设备。”
那时候也没有好的风洞，顾诵芬就到哈尔滨军事工程院那个一米五口径的小风洞里去做，一个月的时间就和同事们拿下了实验。
1958年7月26日，历时两年时间的研制，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
1961年，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对外简称601所。
三年后，601所承担的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由于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1969年7月5日，歼8战斗机实现首飞。
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强烈振动，这让所有参研人员都悬起了一颗心。
为了搞清楚问题所在，顾诵芬不顾危险和他人劝阻，三次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所以只能是人上去看。怎么看法，就在飞机的尾巴上都贴上毛线条，那时候的毛线是凭票买的，我们的同事拿自己家里的票，买了一磅红毛线，剪成一段段，每段150毫米，贴到垂尾上，贴到后机身上。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因为黄志千就是逝于空难，顾诵芬的夫人江泽菲便和他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
而这次，顾诵芬要登上不是客机，是风险更高的战斗机。
在他登上战斗机后检查出问题后，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并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1995年，在他与李绪鄂、崔尔杰的共同努力下，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几年前，顾诵芬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他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有用的文章会嘱咐同事推荐给一线设计人员。
他说“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直到现在，90岁的顾诵芬仍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都会按时出现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的办公楼里。
他说：“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家曾指导中国人制造飞机，但同时，他们的原则也很明确：不教中国人设计飞机。中国虽有飞机工厂，实质上只是苏联原厂的复制厂，无权在设计上进行任何改动，更不必说设计一款新机型。
每次向苏联提订货需求时，顾诵芬都会要求对方提供设计飞机要用到的《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资料。苏联方面从不回应，但顾诵芬坚持索要。那时候的他已经意识到，“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
顾诵芬的想法与上层的决策部署不谋而合。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下发《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这一年国庆节后，26岁的顾诵芬从北京调回沈阳。
新成立的飞机设计室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设计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顾诵芬被安排在气动组担任组长，还没上手，他就倍感压力。上学时学的是螺旋桨飞机，他对喷气式飞机的设计没有任何概念。除此之外，设计要求平直机翼飞到0.8马赫，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难题。设计室没有条件请专家来指导，顾诵芬只能不断自学，慢慢摸索。
本专业的难题还没解决，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做试验需要用到一种鼓风机，当时市场上买不到，组织上便安排顾诵芬设计一台。顾诵芬从没接触过，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通过参考外国资料书，最终完成了这项任务。
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1958年7月26日，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元帅为首飞仪式剪彩。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公开，只发了一条内部消息。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纯粹、淡泊、甘做“无名英雄”，这是顾诵芬进入航空工业系统后一直保持的品格。
他对物质生活极“不讲究”。任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期间，有职工向他反映食堂饭菜做得不好，他特意做了调研，看完回了一句“还不错嘛”，对方很是无奈：“你自己吃得简单，看到食堂有热的饭菜，当然觉得很满意了。”
在吃饭这件事上，顾诵芬的确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他甚至不建议技术人员买菜做饭，“像我一样买点罐头、吃点面包多省事，有时间应该多学点东西”。曾有人对此感到不理解，后来大家才意识到，“苛刻”的背后是着急，看到国家航空工业落后于欧美，顾诵芬实在不愿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对名利也长期保持冷淡。一直以来，顾诵芬不愿别人称他为“歼-8之父”，原因之一是觉得自己并非一开始就担任总设计师。谈及歼-8的设计定型，他总要提到前任总设计师。原因之二是他从未把总设计师看作是最重要的人，“这是一个团队的劳动成果，从设计师到试飞员，以及厂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每一个人都为飞机献过力”。
2011年，为了纪念顾诵芬工作满60周年，中航工业集团特意为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奖品是一块定制的金镶玉奖牌。几年后，有关部门需要对奖牌和证书拍照留存。工作人员找上门来，顾诵芬却说“不记得放哪儿了”。对于荣誉，他是真的从不放在心上。
生命，于你不止一次
士兵，于你不只是经历
没有屈服长津湖的冰雪
也没有向困苦低头
与自己抗争
向贫穷宣战
一直在战斗，一生都在坚守
人的生命，应当像你这样度过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2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于3月3日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顾诵芬当选为年度人物。组委会以唐代诗人韩愈《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中的一句“冲天鹏翅阔”表达了对顾诵芬院士将毕生理想与祖国需要紧密相连，心有大我，赤诚报国，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和国家科技事业倾尽心血的无限敬仰。
“每当国庆阅兵战机呼啸飞过，都是万众瞩目的时刻。人们在仰望的时候，也是在行注目礼。几代战机几代人，他在长空留下了鲜明的痕迹。”组委会在给予顾诵芬院士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的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考虑到身体原因，今年92岁高龄的顾诵芬院士未能亲临颁奖盛典现场，他以视频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他表示：“组委会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授予我，自己感到很惭愧。我没有做出什么，党和国家给了我太多了。感谢组委会，感谢全国人民，还要特别感谢一代代为祖国航空事业接续奋斗的全体航空人。”
顾诵芬院士出生于1930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是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引领者、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航空工业第一位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顾诵芬院士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创新设计多型飞机气动布局，建立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歼8、歼8Ⅱ超声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歼8系列飞机是20世纪我军核心主战装备。他建立了我国歼击机研制体系，为航空武器装备跨代升级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高度关注国家战略安全，为大飞机飞上蓝天提供决策支持。他对党忠诚，甘于奉献，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飞机设计领军人才，为新中国航空工业70年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航空工业各单位很多干部职工通过各种形式收看了颁奖典礼，再次被顾诵芬院士为航空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他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所感动。顾诵芬院士是航空工业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作为他的后辈，现任沈阳所总设计师的孙智孝说：“顾老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我是所里第六任总设计师，虽然肩上担子很重，但在老一辈飞机设计师们的精神指引下，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好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来自航空工业成飞的“90后”员工吴松泽则表示：“顾老和老一辈飞机设计师们在‘一张白纸’的背景下开创了新中国飞机设计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们永远奔腾在祖国航空事业第一线的品格深深打动了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飞机设计师，我要传承好前辈们忠诚忘我、探索不已的精神，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航空强国建设的接班人。”
“感动中国”自2002年启动以来，近200位人物和群体走进大众视野，他们传递出的精神力量激荡人心，令无数国人为之动容。其中，“壮志凌云”的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和“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航空报国英模罗阳分别于2009年和2012年获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与顾诵芬院士一样，作为航空人的杰出代表，身上凝结着的“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精神，感染和激励着后来者们接续奋斗，也让更多国人认识“深藏功名尘与土”的航空人，认可“隐秘而伟大”的航空事业。
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感动中国》节目在给他的颁奖辞中说到：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2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顾诵芬(1930.2.4-)，江苏苏州人。飞机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I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历任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工程师，沈阳机械制造厂设计室空气动力组组长，中国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所所长，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会理事。当选第六、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致力于飞机设计研究，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也是该机以后改型的总设计师。他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先后承担歼教1型和歼教6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他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成功研制歼8Ⅱ飞机;领导了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研究、高性能远景飞机概念研究。
顾诵芬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在中国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抓住初级教练机失速尾旋特点，通过计算机翼环量分布，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消化吸收中国国外机种的技术，利用中国国内条件，创立超音速飞机气动设计程序和计算方法;解决了方向安定性和排除抖振等重大技术关键，确保了飞机定型;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把飞机的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
顾诵芬主持歼八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任歼八飞机型号总设计师，解决了大超音速飞行的飞机方向安定性问题和跨音速的飞机抖振问题;担任歼八Ⅱ飞机总设计师，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法，把飞机的各项专业技术综合优化于一个机型中;主持了主动控制验证机的研制;与俄罗斯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院合作研究远景飞机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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