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建党百年来正反面经验4篇

谈谈建党百年来正反面经验4篇谈谈建党百年来正反面经验　建党九十年来反腐倡廉的发展历程、　重要成果和基本经验　内容提要：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历程，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谈谈建党百年来正反面经验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谈谈建党百年来正反面经验

九十年来反腐倡廉的发展历程、

　重要成果和基本经验

　内容提要：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年来的历程， 实践充分证明， 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 惩治腐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辉煌成就。

　认真总结建党 90 年来反腐倡廉的发展历程、 重要成果与基本经验， 对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发展历程； 重要成果； 基本经验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建党 90 年来， 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同时， 始终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法宝”， 毫不留情地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认真总结建党90 年来反腐倡廉的发展历程、 重要成果与基本经验， 对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建国后反腐倡廉的发展历程

　 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庄严地宣告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 除了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根本利益外， 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私利。

　党的一切活动和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 决定了党保持自身清正廉洁、 反对腐败的必然性。

　建国后， 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倡廉的探索， 为全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

　 党在全国执政后， 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 坚决反对腐败， 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特点， 不断加强党反腐倡廉建设，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积累了丰富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 党在同国内外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同时， 始终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 把保持廉洁、 反对腐化放在党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突出地位。

　1935 年遵义会议尤其是延安整风之后，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 根据地政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 与国民党政府官吏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腐败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

　党以廉洁为民的形象， 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打败了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 推翻了腐败的蒋家王朝，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 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开展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在不断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同时， 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1949 年 3 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

　夺取全国胜利，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因为胜利， 党内的骄傲情绪， 以功臣自居的情绪，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可能生长”。

　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还作出了防止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

　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 不送礼； 少敬酒； 少拍掌； 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 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 恩、 列、 斯平列， 禁止歌功颂德现象。

　毛泽东的这一告诫和全会作出的规定， 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经受住历史环境变化的考验及时地敲响了警钟。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1950 年， 党中央针对少数领导干部中刚刚抬头的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决定全党全军开展整风， 随即在 1951 年全国开展了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 年 4 月， 新中国第一个反腐败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出台。

　在“三反”运动中， 党中央要求对贪污数额巨大， 手段恶劣， 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者， 给予严厉制裁。

　特别是对刘青山、 张子善案件的严厉查处， 体现了党中央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 有效地遏制了当时党的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

　“三反”运动结束后， 1953 年， 又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新三反”斗争。

　这一斗争也对清除各级领导机关中的不良作风产生了积极影响。

　1956 年， 党的八大前后， 党在探索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提出了许多新思想、 新方针， 如扩大国家民主生活，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加强执政党建设， 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健全党内外的监督体系和制度等等， 取得了许多可贵的成果。

　从 1961 年开始， 党在纠正“左”倾错误， 克服国民经济遇到的困难的同时， 又开展了一系列反对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的运动。

　这些运动虽然受到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 产生了某些消极后果， 但对于以后更有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反腐倡廉关系到执政党兴衰成败和国家长治久安、 反腐倡廉应走民主治腐的新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为创建党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

　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发展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面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表现出的新特点，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实际出发， 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 科学地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为什么必须反对腐败和怎样反对腐败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 反腐败斗争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强调通过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解决廉政建设问题。

　1992 年， 他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强调：

　“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还是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

　”从腐败的危害看，它会搞垮一大批干部， 使党和国家“改变面貌”； 从腐败的现状看， “这股风来得很猛”， 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 会毁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从对腐败的认识看， 有些党员干部缺乏足够的重视， 有的党组织没有把反腐败摆到应有的位置。

　为此， 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对腐败要“提的更高一点， 看得更深一点” 。

　他针对一些人借口抓经济而忽视反腐败斗争的现象， 尖锐地指出：

　“但风气如果坏下去， 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 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 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 盗窃、 贿赂横行的世界”。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要依靠法制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形成了 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理论， 初步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框架， 逐步建立起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相结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

　（三）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创新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1989年 7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 同年 8 月， 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 江泽民指出， 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们党很重视这个问题， 也是有能力克服腐败现象的。

　此后， 在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兴衰的整个 20 世纪90 年代中， 中共中央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下大力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1993 年， 中共中央作出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 并形成惯例：

　每年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专门进行研究， 并通过年初的中央纪委全会向全党作出部署， 及时解决反腐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1993 年， 江泽民明确提出惩治腐败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持之以恒”。

　他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 反腐败要“ 坚持标本兼治， 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在党的十六大上， 江泽民再次强调， 要“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方针， 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针对深化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提出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和部署， 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新路子。

　（四）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党的十六大以后，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探索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路径， 创建中国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更加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反腐倡廉工作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在巩固中不断深化， 在创新中不断提高。

　2005 年 1 月， 胡锦涛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 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在党的十七大上， 他再次强调“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 更加注重治本， 更加注重预防，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随着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预防腐败工作， 专门的预防腐败机构也相应建立。

　2005 年 1 月， 胡锦涛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 继续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通过深化改革、 创新体制， 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同月， 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 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指出：

　“通过深化改革、 创新体制， 加强教育、 发展民主、 健全法制、 强化监督， 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

　”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 在党的十七大上， 胡锦涛强调：

　“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

　” 2008 年 1 月， 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他再次提出， 把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个领域， 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制度建设各个方面， 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在这次会议上，他明确提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强调“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

　2008 年 5 月， 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 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指导思想、 基本要求和工作目标。

　2010 年， 更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丰收年。

　中央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两部反腐倡廉基础性法规。

　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等重要倡廉法规。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反腐倡廉建设提升到党的建设的新高度， 提出通过加强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来强化反腐倡廉工作等重大战略思想， 构建了“建立健全教育、 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和“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方略， 深刻阐述了切实把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贯彻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之中的重要性、 紧迫性以及总体要求、 工作重点。

　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由被动到主动、 由自发到自觉的必然成果， 标志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已形成， 标志着我们已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二、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重要成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党中央深刻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 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在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新形势总结新实践进

　行理论创新， 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思想理论体系。

　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 制定并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 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 进一步形成全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的局面， 反腐倡廉教育、 制度、 监督、 改革、 惩治等各方面工作正在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第二， 坚持把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颁布实施后，全国乡 (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实行了述职述廉、 诫勉谈话制度， 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也进一步得到落实， 促进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第三， 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 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强。

　按照中央的部署， 中央纪委、监察部先后对 56 个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各省(区、 市)纪检监察机关实行了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

　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组建专门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 各省(区、市)党委也建立了巡视机构， 巡视工作范围逐步向县(区、 市)一级延伸。

　第四，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群众反映突出的征收征用土地、 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 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基本得到遏制， 治理教育乱收费、 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 减轻农民负担等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第五， 继续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 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 谋取非法利益的...

篇二：谈谈建党百年来正反面经验

党 90 年来反腐倡廉建设历程的回顾及主要经验 中共广昌县委党校

　刘小红 【摘要】

　中国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 党同 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

　中国 共产党自 成立以来， 高度注重自 身建设， 从严治党， 始终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保持了 党员 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巩固了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 ， 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取得革命、 建设、 改革的伟大胜利。

　在建党 90年之际， 回顾党反腐倡廉建设历程， 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总结， 为今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不断开创反腐倡廉建设新局面提出 自 己浅薄的见解。

　【关键词】

　建党 90 年

　反腐倡廉

　回顾

　 经验

　纵观我们党的历史， 它是一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 又是一部反腐倡廉、 不断纯洁队伍、 提高战斗力的革命史。

　90 年来， 我们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 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此建党 90 年之际，回顾党反腐倡廉建设历程和主要经验， 对于推进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建党 90 年来反腐倡廉建设历程的回顾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 我们党同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把反对消极腐败、 建设廉洁政治作为自己的重要奋斗目标， 始终如一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自觉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 90 年来反腐倡廉建设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于革命战争年代， 面对复杂残酷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我们党把防止消极腐败现象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早在井冈山时期，全市 党校系 统庆祝建党90 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

　毛泽东同志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作为红军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

　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 不骄、 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针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内在作风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指出，“一切党员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2]“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贪污蜕化分子， 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 不求进取、 消极疲沓、毫不称职分子的领导职务”；[3]“一定要警惕官僚主义作风， 不能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4]“无论任何人， 都要接受党的监督， 接受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5]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倡廉方面的重要论述， 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 党先后设立国家检察机关、 政府监察机关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等法律法规， 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体制机制初步建立。

　为保持新生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我们党及时开展了“三反” （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 （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 反盗骗国家财产、 反偷工减料、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运动， 坚决清除贪污腐败现象， 严厉惩处刘青山、 张子善等一批腐化堕落分子， 严肃了党纪国法。

　通过这些措施， 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行为， 惩处一批腐败分子， 形成风清正气蓬勃向上的良好局面。

　20 世纪 60 年代， 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腐败现象日益增多的现状， 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 反对投机倒把、 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分散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 在农村开展“四清”（清思想、 清政治、 清组织、清经济）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由于指导思想方面打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烙印， 从而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使反腐倡廉建设陷入误区。

　同时， 在反腐倡建设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教训和启示。

　第二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 “文化大革命” 期间， 党的纪律松弛， 个人主义、 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 一些党内干部滋生了 腐败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们党恢复重建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 重新设立了国家行政监察机关， 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等重要文件， 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证。

　审查了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十一届三中全全后全国涌现改革开放浪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又面临了新的挑战和考验， 一些意志薄弱的党政干部被腐蚀， 党内不正之风滋生， 消极腐败现象急剧增多，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的严峻形势， 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6]重要论断， 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惩治腐败， 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符合党心民意的举措， 特别是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 开展以打击走私、 套汇、 投机倒把、 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

　在实行价格“双轨制” 的过程中， 又出现重复建设， 经济发展过热，“官倒” 现象突出， 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和蔓延， 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暴露， 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激烈， 从而导致了 1989 年的政治风波。

　第三阶段：

　十三届四中全会到现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国内严重的政治风波的影响， 面对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滋生的形势，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稳定全局的突出位置。

　1989 年， 党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 ， 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 取消对领导人员某些食品的 “特供”，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 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 受贿、 投机倒把等犯罪

　案件， 特别是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等内容。

　同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贪污、 受贿、 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 首坦白的通告》 ， 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专项斗争。

　这些措施成功地维护了 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党中央提出了 “ 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7]的论断。

　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 在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普遍开展“讲学习 、 讲政治、 讲正气” 的党性党风教育， 在全国农村集中开展“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学习 教育活动。

　党的纪委检查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 派驻纪检机构陆续恢复建立， 党政监督整体合力进一步形成。

　确立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 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纠正部门和行为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

　作出了 军队、 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 推进行政审批、 财政管理、 干部人事等体制机制改革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又影响深远的反腐败倡廉举措。

　党的十六大以来， 我国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市场化、 国际化步伐加快。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探索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创建中国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确立了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 注重预防的方针， 2005 年颁布《建立健全教育、 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 提出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 强调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 签署关加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探索与有关国家建立执法合作、 司法协助等工作机制。

　二、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经验 90 年来， 我们党对腐败斗争的认识十分清醒， 惩治腐败的态度非常坚决， 反腐倡廉的成效非常显著，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经验。

　 (一)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 谁是反腐倡廉建设领导者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我国， 领导反腐倡廉建设的重任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

　从党的性质看，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先进政党，决定了党与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

　从法律规定看， 我们党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唯一执政党， 这就确定了我们党领导反腐倡廉的法律地位。

　从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在要求看， 它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艰苦、 复杂、 长期的系统工程，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从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看， 我们党对执政条件下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的认识十分清醒、 态度十分坚决、 成效十分显著。

　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是全面的，主要体现在组织领导、 思想领导、 政治领导等各个方面。

　在组织领导方面，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纪委组织协调、 部门各负其责、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在思想领导方面， 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反腐倡廉建设， 科学判断形势， 深刻总结经验， 准确把握规律， 制定正确的反腐倡廉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在政治领导方面， 正确处理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中心工作、 全局工作的关系，始终按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来制定和实施反腐倡廉的重大决策。

　(二)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纵观全党反腐败取得巨大成效，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充分依靠了人民群众， 广泛的发动了人民群众。

　党员干部生活在群众之中， 他们的一言一行， 清正廉洁， 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

　人民群众分布在各行各业，对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看得最清楚， 反腐败的最大力量是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 人民群众的监督就是最大的监督。

　人民群众是战胜腐败和不正之风的力量源泉。

　依靠人民群众反腐倡廉， 核心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主要形式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人大代表的监督、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

　通过深化政务公开、 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 推行社会听证、 专家咨询等制度， 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权力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一， 防止权力滥用。

　同时， 充分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作用。

　党内监督在反腐倡廉中具有特殊地位。

　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 各级纪委忠实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 从监督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到监督党内组织生活，从查办各种违纪案件到保护党员权利， 从纠正党内不良风气到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从教育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到制定党内法规制度， 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必须坚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我们党在成立之初， 由于经验不丰富， 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存在不足之处。

　新中国成立之以来， 我们党积极探索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方法和途径。

　进入新世纪后， 在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着眼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我们党提出了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

　一是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 注重预防的方针。

　解决腐败问题， 惩治是必要手段， 预防是治本之策。

　坚持把治标和治本、 惩治和预防始终贯穿于反腐倡廉全过程， 做到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既坚持惩处腐败分子， 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二是坚持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坚决惩治腐败分子。

　惩治腐败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坚决查办领导干部滥用职权、 贪污受贿、 腐化堕落、 失职渎职的案件， 坚决查办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的案件。

　对任何腐败分子， 都必须依法严惩， 决不姑息。

　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打击和震慑腐败分子。

　三是加强干部的廉政教育。

　坚持教育在先、 关口前移， 以领导干部为重点，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权力观教育和党纪国法教育，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四是坚持把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

　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的各个环节， 针对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推

　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形成用制度规范行为、 按制度办事、 靠制度管人的机制。

　五是坚持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完善纪检监察机构的统一管理。

　加强党内监督、 民主监督和法律监督， 发挥好舆论监督功能， 拓宽监督渠道， 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六是拓展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腐败行为产生的领域是多方面的， 防治调任工作也必须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 努力拓展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减少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空间。

　(四)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也是指导反腐倡廉的强大思想武器。

　90 年来， 我们党坚持从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出发， 不断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理念思路、 方式方法、 体制机制的创新。

　反腐倡廉经历从整党整风、 “五反四清” 、 拨乱反正、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到解决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从着力治标、 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从注重开展专项整治到整...

篇三：谈谈建党百年来正反面经验

5卷

　第12期2021年12月Vol.35

　No.12Dec.,2021中 国 土 地 科 学China Land Science收稿日期：2021-10-19；修稿日期：2021-11-2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5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053）。第一作者：刘蒙罢（1994-），男，江西吉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经济。E-mail: liumengba940312@sina.com通讯作者：张安录（1964-），男，湖北麻城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经济。E-mail: zhanganlu@mail.hzau.edu.cndoi：10.11994/zgtdkx.20211129.101527建党百年来中国耕地利用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及优化路径刘蒙罢，张安录（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摘要：研究目的：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中国耕地利用政策的演变过程，探析其演变特征，提出新时代下优化耕地保护利用政策的路径。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中国耕地利用政策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革命战线”的耕地利用政策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粮食为纲”的耕地利用政策，再到改革开放前期“耕地数量保护为主”的耕地利用政策及改革开放深化期“耕地数量+质量”双重保护演变过程，最后在新时代演变成以“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耕地利用政策体系。整个政策演变过程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强制型变迁特征，是多重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研究结论：新时代下中国耕地利用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挑战，应加快形成“系统法律保障+保护补偿新机制+数字化信息化监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保护发展路径，以完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关键词：耕地利用；政策变迁；演变特征；优化路径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58 （2021）12-0019-101

　 引言耕地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不仅具有生产粮食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生产功能，还具有涵养水土、维护生物多样等生态功能[1] 。然而，中国耕地资源总量虽位居世界第四，但人均耕地面积却不足世界水平的一半，且中国耕地后备资源匮乏，补充耕地成本高，难度大[2-3] 。因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区域生态平衡，中国多年来一直优化耕地保护利用政策，从1986年《土地管理法》提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方针，到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提出“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再到中共十八大召开后提出的“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利用新体系，其演进过程中，中国耕地保护取得了一定成绩，遏制了耕地数量减少的趋势，稳固了国家粮食安全[4-5] 。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湖南大米镉金属超标、东北黑土地肥力下降及华北地下水位沉降等有关耕地质量及生态问题。造成该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究竟是耕地利用政策体系中相关政策的缺失，还是已有政策但实施力度不够？抑或是相关配套措施的缺乏？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耕地利用政策制定的历史逻辑，可为后续完善耕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一项制度抑或是一项政策是人为设定用来规范人的行为规章或准则，制度或政策变迁是对原有制度的替换或改变的动态转换过程，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6] 。由此可知，制度或政策的变迁是建立在原有制度基础之上，想要充分了解当前制度，必须追溯其历史的演变轨迹。中国唐代史学家吴兢的政论性史书《贞观政要》中亦谈到“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只有知道我们是如何过来的，才能明白我们今日的选择以及

　 中国土地科学

　 2021年12月

　 第12期 20会体制，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而农民作为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是推动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因此，要推翻现有体制，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本质上是土地问题，解决好农民生存问题，才能争取农民的革命力量[10] 。正是基于该理论逻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土地改革作为其统一革命战线的重要内容。国民革命时期（1921—1937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在党的一大会议上，虽未明确规定农地权属问题，但提出了要将“机器、土地及厂房”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7] ，体现了党的立党初心。在党的二大会议上则提出“将官僚及军阀所占有的土地要素，无偿地分配给农户所有”[11] 。此后，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破解封建土地所有制，给予广大贫农及中农田地以实施种植，提升其参与革命热情，于1927年开始就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兴国县土地法》及《中华苏维埃土地法》等法律制度，从法律层面上规定没收地主、军阀及官僚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在1930年党召开的“二七会议”上，对分配土地原则进行了规定，即按照人口数量实施平均分配。该时期内，党实施的土地政策，动摇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基，变更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实现了部分地区农民土地所有制，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支持，为后续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中国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实施抗日，修订了一系列土地利用政策。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暂缓了农村土地公有化 ① 及分配进程。1937年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国民党等以形成统一战线，在土地利用政策方面提出“暂停没收地主土地，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12] 。第二，实施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利用政策。1937年中共洛川会议首次提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1938年《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再次提出“二五减租、一分利息”的土地减租政策。与此同时，为进一步稳定农民的革命力量，1939年中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明确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并且农民对土地享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土地政策，兼顾了地主、富农及其他农民的利益，有效地团结了一切阶层力量，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实质贡献。未来我们需要走向哪里。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载体，不仅关系着人的命脉，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自有政权的出现，就有耕地利用政策的出台。如中国古代西周的“井田制”、北魏的“均田制”、两宋时期“公田法”及清代前期的“均田令”等耕地利用政策均是随着政权的出现而出现。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初，也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耕地利用政策，如“限制私人地权、限制田租率”等政策[7] ，至今，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一百周年，所颁布的耕地利用政策已涉及耕地的方方面面，对当前中国耕地利用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已迈入新时代，新时代下中国耕地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挑战，必须对当前的耕地利用政策优化升级，而历史政策演进逻辑是未来优化升级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科学总结中国耕地利用政策演变过程中所蕴含的内涵逻辑，对于新时代中国耕地利用政策的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

　 耕地利用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建党百年来，特别是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耕地保护利用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迁。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研究需要，将中国耕地利用政策演变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如张效军等[8]基于耕地保护与利用职能部门成立的节点将耕地保护利用政策划分为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前的恢复期、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后的发展期及国土资源部成立后的完善期三个阶段；而刘丹等[9] 则根据耕地保护利用政策体系构建的特征将耕地保护利用政策划分为概念性政策提出阶段、体系化政策探索阶段、体系化政策初建阶段及体系化政策完善和强化阶段。本文借鉴相关研究学者的研究思路，按照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经历的历史时期及耕地利用政策调节的具体内容，从耕地利用政策导向性目标出发分析耕地利用政策的演变历程，将建党百年来中国耕地利用政策划分为五大主要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划分的耕地利用政策演变的五个阶段并非具有严格和准确的界限，各阶段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但这并不影响本文分析其演变的历史逻辑及分析结论。2.1

　 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革命战线”的耕地利用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推翻中国封建半封建社a①该阶段的农村土地公有化特指将农村土地由地主、官僚及军阀所有转变为全社会所有。

　21 刘蒙罢等：建党百年来中国耕地利用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及优化路径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该时期为积极调动农民投身于全国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调整了土地利用政策，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停止“减租减息”政策。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停止减租减息政策，有步骤地削弱和取消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利用政策。第二，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并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该大纲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过渡性法规，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变更了土地所有制结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历史使命。该时期的土地利用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为后续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续新中国成立后实施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2.2

　 1949—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粮食为纲”的耕地利用政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为尽快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政策体系。首先，实施农地所有制的转变政策。1950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剥削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该法的颁布，在新中国正式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地得以充分利用。其次，实施农地经营制度的转变政策。在农地所有制向农民私有制转变过程中，虽然农户得到了土地，但囿于生产工具的匮乏、生产技术的落后等因素导致农地利用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不高。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粮食产量仅有 11 318 t，至1953年也仅增长至16 683 t，人均粮食产量也仅由初期的208.9 kg/人增长至1953年的283.7 kg/人 ① 。因此，中共中央于1953年先后颁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及《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等，将农地从农户自主经营逐步转变为小组互助经营及合作社统一经营，并于1958年颁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政策文件，明确了人民公社的农地经营主体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初步实施了农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农地保护利用意识尚处萌芽期。1953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要求不征用或者少征用耕地良田，且征用良田需经批准；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要求社员在组织和发展生产上要厉行节约，合理使用耕地，扩大复种面积，并有条件的改良土壤、修整耕地，实行精耕细作；1960年《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也进一步强调各社员在实施农业生产时应充分利用田边地角和其他闲散土地，多种多收，严防土地浪费。该时期农地利用政策转变，为农业扩大规模经营、农业生产工具的高效利用及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显著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但其违背了生产关系与生存力相互匹配的结构性要求，导致农户生产积极性的降低，致使国家始终处于“相对缺粮”状态 ② ，背离了政策设计的初衷。2.3

　 1978—2004年：改革开放初期“耕地数量保护”为主的耕地利用政策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自发实施的“包产到户”的农地利用政策拉开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且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快速推广。该项制度的推广打破了长达25年之久的人民公社统一经营制度，赋予了农民农地自主经营的权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首次指出支持农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决议；此外，1982—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均提及要稳定长期地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于1986年颁布《土地管理法》将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层面上予以确认。至此，农村农地产权基本形成了“两权分离”的制度框架。该制度框架的构建，充分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及人口均得到快速发展。但人地矛盾问题开始凸显，耕地乱占滥用的问题开始浮现，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凸显。据统计在1980—1985年间我国耕地数量减少达249.89万hm 2 ，而仅1985年耕地减少数量就高达100.8万hm 2③ 。此时，中共中央耕地保护利用意识开始显现，以耕地数量保护利用为主的政策开始制定，且随着耕地数量降低形势的逐步凸显，耕地保数量政策逐步体系化，主要可分为二大阶段。2.3.1

　 耕地数量保护政策的初建阶段（1978—1998年）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及市场经济的a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2019）》。②1949—1978年，中国人均粮食由初期的208.9 kg/人增长至316.6 kg/人，低于FAO提出的人均粮食产量应达到400 kg/人的安全标准。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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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

　 第12期 22逐步确立，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经济，农民改善住宅的需求逐渐强烈。其次，国家为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鼓励乡村资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致使农民建房和乡镇企业建设乱占滥用耕地问题频发。1981年国务院紧急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对农村建房侵占耕地行为做出了规范，要求农村建房应尽量避免占用耕地，对任意侵占耕地建房及建房过多的要追究责任。再次，198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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